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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 时

2018-09-10 01:21

党人多是在职官员及其门生故吏。而李膺则在隐居状态下义不辞难慷慨赴死的。事实上,党人当时是得到了民间“处士”们的广泛支持,方才形成了影响全社会的舆论力量的。

东汉晚期,面对“处士忧”的政治危局,这一社会力量又促进了舆论的活跃,于是再一次出现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史记李斯列传》说战国晚期士人有议 论社会、批评时政即“非世”的倾向。司马贞《索隐》:“非者,讥也。所谓‘处士横议’也。”东汉晚期的“处士”们重新点燃起议政的热情。而这种议政,主要 是在行政体制之外进行的。《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述,汉桓帝、汉灵帝在位前后,主上荒暗,政治昏乱,国家权力委于宦官,士人羞于与其为伍,于是形成清议之 风。汉桓帝因有人上书诬告李膺等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而震怒,下令郡国大捕“党人”,于是李膺等人被逮捕,牵连士人甚多。 第二年,李膺等人被释放,允许归还田里,然而宣布禁锢终身。党锢之祸发生后,海内士大夫阶层益发群情激昂,他们将鄙视宦官专政,并敢于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 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光荣称号,广为传扬,形成了更为强劲的反抗当权宦官集团的舆论力量。《后汉书党锢列传李 膺》写道:“(李)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李膺从权臣沦为“处士”,而士人舆论皆敬仰其崇高风格。汉灵帝时,李膺 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曾被当政的陈蕃、窦武起用。后来因为在政治交锋中失败,陈蕃、窦武及其宗族亲属都被杀害,其门生故吏均免官禁锢。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 时,李膺正在故乡隐居,乡人得知消息,劝他暂时逃避。李膺回答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于是自赴诏狱,死 于狱中。

从战国时期的“处士横议”,到东汉晚期的“处士横议”,似乎呈示出一种历史的反复,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轮回。其实,社会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重要 的变化。《后汉书申徒蟠传》:“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 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后来党锢之祸的发生,验证了申徒蟠的预言。“处士”转变为“议士”的道路,从个 人政治态度的转变来说,是显著的;从社会政治风习的转变来说,也是显著的。这一变化,对于社会生活史、政治思想史以及士阶层史来说,都是重要的。

《后汉书张霸传》说,“(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 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处士”得见“擢用”,形成了鼓励“习经”的作用。随着儒学成为正统,其他诸子之学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边 缘化。然而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彰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不过,儒学以外“百家之学”的继承者们,实际上更为“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很可能确实是“寡偶少徒,固其常也”。

《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春秋合诚图》说:少微星“处士位”。又引《天官占》:“少微,一名处士星也。”张守节《正义》:“少微四 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星,处士也;第二星,议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黄润,则贤士举;不明;反是;月﹑五星犯守,处士忧, 宰相易也。”其中“处士”“议士”分列,暗示“处士”一般是没有议政机会的。东方朔感叹“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如何如何,也说到了“处士”与行政操作权 力的距离。以“少微”星象占问“处士”等身份的人生道路,有可能走向“贤士举”的乐观前景,也有可能“反是”。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在汉武帝 时代“守文之徒,盛于时矣”之后,曾经出现王莽时代“处士”们持不合作态度的情形:“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东汉以后,依然“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汉桓帝、汉灵帝时代,“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相反,汉代儒学因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的共同进步而实现了空前的普及。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兴起太学,汉明帝当政时,又曾经亲自临 众讲学,听讲者据说“盖亿万计”,甚至匈奴贵族子弟也前来洛阳在太学就读,研习儒学经典。太学形势一时“济济乎,洋洋乎”,后来“游学增盛”,太学生竟多 达三万余人。当时私家教学也形成风气。各地许多办私学的学者,也吸引了万千来自远道的学人。据《汉书疏广传》,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汉 书儒林传申公》说,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东汉时,私学更为繁盛。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刘昆曾经“教 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洼丹“徒众数百人”。任安在家中教授学生,“诸生自远而至”。张兴讲学,弟子自远而至者,仅著录在册的就将近万人。魏应教授徒众,“ 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魏应“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丁恭“教授常数百 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在这样的教育基础上,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处士”们“块然独处”的传统生活场景被打破了。不过,正如《后汉书 崔骃传》所谓“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好比“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蓺拱把不为之数”,由于行政机构不能容纳如此众多 的士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是无从参政,“则甘糟糠而安藜藿”的山野“处士”。《后汉书郎顗传》:“处士汉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蓺,履颜闵之仁。絜 白之节,情同皦日,忠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当世莫及。”其中“通游夏之蓺,履颜闵之仁”的称誉,体现出了鲜明的学派色彩。

应当注意到,汉武帝时代以察举制选用的人才,开始以儒学人士为重。《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前140)要求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在正式宣布“罢黜百家,表章《六 经》”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于是,有“处士儒学”、“处士诸生”并列的说法。《后汉书荀爽传》又可见所谓“以儒行为处士”的情形。《后汉书郑玄传》有“处逸大儒”称谓,李贤注:“‘处逸’,谓处士隐逸之‘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