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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

2019-08-13 08:45

沸沸扬扬的“废止中医案”,惊动了谢利恒、陈存仁、张赞臣等几位沪上著名中医,在他们联络下,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省、243县、4市的中医代表共计281人到上海参加集会,商讨对策。

请愿团到南京后,首先到总统府谒见蒋介石。侍从官看过请愿书后说:“向例民众要谒见主席,应先由主管机关约定时间,你们这件事属卫生部管辖,应通过卫生部约定时间。”请愿代表告诉侍从官:“我们受了卫生部的压迫,怎么叫他来约期呢?”双方发生了争执。

当天的请愿非常顺利,大家都很高兴,南京中医界的代表在金陵春酒家为请愿团接风洗尘,还陪他们欣赏了秦淮河和玄武湖夜景,大家尽欢而散。

中午一时吕苾筹的电话也来了,说定即日下午四时主席召见你们五位代表,时间只有五分钟,而且为了我们晋谒便利起见,到时他开车来接。不久吕苾筹亲自到交通旅馆来,告诉我们说他已经预备了两辆大房车,请我们即刻上车。两车缓缓而行,开了好多时间,进入中央军校,里面地方很大,又走了好久,才到达主席官邸,客厅间已坐了几位不知名的人物,他们每个人的谈话,也不过几分钟。最后轮到我们,于是吕苾筹让我们先进去,只见里面陈设简单,摆上了八张沙发椅,主席见了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主席口操宁波土音的国语,见我们都说上海话,他就改用纯粹的宁波话和我们谈话,只说了两句话:“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国药。”说罢,侍从人员已拿出主席的大氅,我们也只好告辞了。临走时他叮嘱吕苾筹把请愿书的批谕从速发出,同时吩咐我们:“谒见的消息,要等批谕发表之后再透露才对。”

大会一连开了三天,最后决定推选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陈存仁等五名代表赴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传达中医界的声音。会议推举谢利恒为请愿团首席代表,南京代表隋翰英建议邀请上海名医陆仲安、南京名医张简斋担任顾问,因为这两人与南京政府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如果有他们参加,事情就好办多了。两人都很痛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且不要任何名义。

废止中医一事从开始就得到汪精卫的支持。汪素以革新派领袖自居,他非常赞赏日本的明治维新,常发表演讲说明治维新的第一件事便是废止汉医,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安康。代表汪精卫参加全国卫生会议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此人是汪的连襟,为医学博士,担任过广东医学院院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留守广州。抗战期间褚民谊随汪投敌,成为汪伪政府核心人物之一,1946年以汉奸罪被处死。褚在会议上的讲话重弹汪精卫老调: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使行政走上正常轨道,就必须取消中医中药。日本之所以强大,全靠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中的一项著名运动即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拟定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

余云岫虽然批评中医最为激烈,却始终以研究的态度待之。据胡适日记记载,1929年12月15日晚,他与余云岫等人一起吃饭,饭桌上谈及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余云岫虽然推崇西方医学却并不媚外,他行医时一般不用国外进口的西药,而常常使用国产的药物,这在当时有崇拜舶来品风气的上海是非常罕见的。他曾经说过:“中国也有好药,外国也有坏药。国内有自制新药与舶品的新药功效相等,我们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非不得已时,何必用舶来品呢?”

提出这项议案的是浙江镇海人余云岫,时任中国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是著名医学家,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1905年赴日留学,1908年进入医科大学学医,他把西洋医学和中医学两相对比后发现后者相形见绌,于是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回国后余云岫到上海行医,1917年出版了《灵素商兑》一书,认为中医古籍《黄帝内经》“无一字不错”,中医“不科学”,“靠暗示的效果”,“精神的作用”,“和催眠术差不多”,书中还充满了譬如“杀人的祸首”,“坚决消灭中医”等激进的话。

叶楚伧所说的“最高当局”指的就是蒋介石。当时蒋正面临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挑战,迫切需要巩固国民政府,维稳心态强烈,他希望这一事件能够尽快平息。而废止中医的支持者汪精卫在这次三全大会上,也因支持陈公博的改组派受到书面警告的处分,褚民谊也被降为候补中央执委。

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余云岫在全国卫生会议上所提议案与他否定中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议案中的“旧医”就是中医,而新医则指西医。当时中医自称国医,表示这是中国固有的国家医术,与国语、国文、国旗、国歌、国剧等并称。西医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就把中医叫做“旧医”,他们自己称“新医”,暗示中医是腐朽陈旧的东西,而西医则是现代、新生的科学,将来一定会新陈代谢的。当然,大多数西医确实有推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目的。

请愿团顾问陆仲安为人机敏,他透过窗户看见一间办公室内有电话,便过去打电话给国民政府秘书吕苾筹,说明缘由,请他代为安排。

请愿团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的公函,卫生会议通过的提案最终被撤销。

第二天,请愿团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请愿书,当时正举行国民党三全大会,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出来接见请愿代表,他和请愿团中的许多人都很熟稔,说话也很随意:“关于废止中医一案,是西医的单相思,执行是由政府执行的,请大家尽管放心。”叶楚伧还说中央对中西医均无成见,政府也从无废止中医的想法,不料北伐胜利后,部分西医却突然提出废止中医的问题,动摇了民间对中央的信任和支持,使国民政府受到打击,最高当局对此非常恼火。

中医药经过抗争,赢得了生存的权利。但实际上,这个胜利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对中医理论的否定,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这对中医药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此后褚民谊也没有向国民党三全大会公开提议废止中医,而是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王 凯)

1929年赴京请愿团。后排左起:张梅庵、张赞臣、蒋文芳、岑志良。前排左起:陈存仁、谢利恒。

听了吕苾筹的话,众人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这时有许多报馆的记者要求采访,大家推举陈存仁做发言人,回答记者的提问。陈存仁把中医存废的利弊向媒体一一详述,他说:“全国中医有83万人,药铺约有20余万家,对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民众做着疗病保健工作,而全国西医不过6000人,且多数集中在都市,大部分县市和乡村连一个西医都没有,百姓一旦有病,只能依靠中医,又怎么能废除呢?”陈氏的话合情入理,引起了众人共鸣,纷纷点头称是。

民国成立后,西方医学以科学的名义占据了主流,中国传统中医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废除中医的极端言论。在这种形势下,中医地位一落千丈,1929年,中医界推举代表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对待祖国传统医学。

吕苾筹与陆仲安非常熟悉,接到电话后马上出来与诸位代表见面,他说:“今天蒋主席的安排已满,你们的事情主席已经知道了,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谁主张要废除中医?’至于什么时候会见你们,等我安排好时间再另行通知。”

蒋介石专门抽时间接见了请愿团一行,表达了对中医的支持。关于这次会见的细节,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有专门记述:

请愿团又到行政院去见院长谭延闿,还未开口,谭就表态说:“中医决不能废止,只要我做一天院长,不但不废止,还要大加提倡。”说完还请谢利恒老先生为其诊脉处方。第二天,南京各大报纸就将这张方子全文刊登出来。随后,他们又去拜谒了于右任、林森、戴季陶、焦易堂等国民党元老和各院、会首长,他们都表示了对中医的支持,其中林森很愤怒地说:“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的几个西医和褚民谊弄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第一件引起全国人民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事情。昨天四川方面一个电报,说四川经济以中药产出为主,一旦废除中医药,就会失去蜀中民心。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归附,对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视,所以这个电报对你们是很有利的。”

1929年2月底,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地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医学院的院长以及各地的著名西医——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中医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会议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五十岁从业未满二十年的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五十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